我叫李默，靠捕捉声音的细微瑕疵吃饭。我以为砸下重金买的顶层公寓会是隔绝喧嚣的孤岛，

直到那该死的嗡鸣声出现。它不是噪音，而是一种钻进骨头里的低频共振，

来自我那对完美无缺的邻居。沟通？他们笑我神经过敏。物业？建议我买副更好的耳塞。

当文明的路走到尽头，我笑了。他们大概不知道，一个被逼到绝境的录音师，

反击起来会有多安静、多精准……又多致命。这不是关于噪音的斗争，

这是一场用分贝丈量人性底线的冰冷实验。---我们这栋塔楼，像一根冰冷的金属手指，

直插城市灰蒙蒙的胸腔。它很新，光鲜亮丽，玻璃幕墙在白天反射着刺眼的阳光，

象征着某种现代生活的胜利。我住在二十层。2001。一个毫无特色的编号，

如同我的生活。买下这里，几乎掏空了我所有的积蓄，还背上了三十年的贷款。

看中的是它宣称的“顶级隔音”、“尊享静谧”以及“精英社区氛围”。

售楼小姐穿着剪裁得体的套装，笑容标准得像印刷出来的，

她保证：“这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”某种程度上，她没说错。

我确实常常听见自己的心跳，尤其是在深夜——当其他所有声音都被剥夺之后。我的隔壁，

2002，住着一对夫妇。搬来的第一天，我在电梯里遇见过他们。男人姓王，约莫四十岁，

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身上有种混合着古龙水和某种精密仪器般的冰冷气质。女人很年轻，

也很漂亮，像一尊精心修饰过的瓷娃娃，眼神里有一种被驯化后的温顺，

但嘴角又藏着点不易察觉的倦怠。他们牵着一只同样毛发一丝不苟、步伐矜贵的小型犬。

我们礼貌地点头致意。王先生的声音不高不低，带着一种掌控感的磁性：“新邻居？欢迎。

这楼品质不错，很安静。”我当时深以为然，甚至感到庆幸。毕竟，

我的工作需要在绝对安静的环境下进行——我是个录音师，更准确地说，

是个靠修复和处理极其细微的声音吃饭的人。我的耳朵，就是我的饭碗。最初的几个月，

风平浪静。墙壁厚实，关门声闷闷的，听不到隔壁的电视声或谈话声。

我几乎要为自己的选择欢呼了。直到那个周末的早晨。一种极其低沉的、持续的嗡鸣声，

像一根冰冷的金属探针，钻透厚重的墙体，缓慢而固执地刺入我的耳膜。

不是空调外机那种粗糙的轰鸣，也不是冰箱工作的那种间歇性噪音。

它是一种恒定的、频率极低的共振，仿佛来源于建筑本身的某种痼疾。

我放下手里的音频文件，皱起眉头。声音很轻，但无法忽略。

尤其是在我这种经过训练、对声音极度敏感的人听来，它就像白纸上的一个墨点，无比突兀。

它持续了整整一天。第二天，它消失了。我松了口气，以为是某个邻居临时使用的电器。

但隔了几天，它又出现了。时间毫无规律，有时在下午，有时在深夜，一响就是几个小时。

我开始烦躁。这种低频噪音，杀伤力远超吵闹的音乐或者喊叫。它不刺耳，

但能轻易绕过耳道的防御，直接作用于人的颅腔和内脏，引发一种生理性的恶心和焦虑。

它像一种无声的侵蚀，慢慢磨掉你的耐心和专注力。我的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。

在修复一段珍贵的古典乐录音时，那该死的嗡鸣声总是像背景里的幽灵，污染着我的音轨。

耳机根本无法完全隔绝它，因为它更多的是通过骨骼传导。我尝试寻找声源。贴着墙壁听，

趴在地板听，甚至跑到楼道里。声音似乎无处不在，又难以定位。

它完美地融入了这座现代化建筑本身的各种微弱声响之中，成了其中不和谐的一个音符。

我几乎可以肯定，它来自2002。因为有一次，当嗡鸣声响起时，我正好出门丢垃圾，

撞见王先生也开门出来。他看见我，脸上掠过一丝极快的神情，像是被打扰后的不悦，

又像是某种了然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微微点了点头，牵着那条安静得过分的狗走向电梯。

在他关门的刹那，我听到里面的嗡鸣声似乎稍微清晰了一瞬，

还隐约夹杂着一种极轻微的、规律的“滴答”声，像是某种仪器的提示音。沟通？我踌躇过。

但如何开口？“您家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响？一种很低很低的声音？

”对方完全可以理所当然地回答：“没有啊？你听错了吧？我们什么都没开。”或者，

“可能是大楼的水泵或者新风系统吧？”就像那个销售说的，这楼“品质很好”，

噪音这种问题，不应该存在。我的指控，会显得像是一种无理的挑剔，

甚至是一种病态的敏感。我忍了整整一个月。黑眼圈越来越重，脾气变得暴躁，

对着屏幕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因为只有戴着降噪耳机处理那些激烈的摇滚乐时，

我才能暂时忘记那该死的嗡鸣。但降噪耳机对低频噪音的效果有限，而且戴久了，

耳朵又闷又痛。我终于忍无可忍。一次，在嗡鸣声持续了三个小时后，

我敲响了2002的门。门开了，是王太太。她身上系着围裙，

手里拿着一个看起来异常复杂的、闪着金属光泽的厨房器具，

像是某种高科技榨汁机或者料理机的基础部件。“您好？”她看着我，眼神里有点疑惑。

“不好意思打扰，”我努力让声音保持平静，“我是隔壁2001的。我想问问，

您家是不是开了什么……电器？有一种很低沉的声音，一直没停。”王太太眨了眨眼，

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茫然：“声音？没有啊？”她回头朝屋里看了看，

“我们家没什么声音呀。老王在书房看书，很安静的。”她晃了晃手里的零件，

“我在准备晚饭，都是些轻手轻脚的活儿。”这时，王先生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，

平稳无波：“谁啊？”“隔壁李先生，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声音。”王太太答道。

王先生走了过来，手里拿着一本书。他站到门边，并没有邀请我进去的意思。

他的目光平静地落在我脸上：“声音？什么样的声音？”“一种低频的嗡鸣声，挺持续的。

”我比划了一下，尽管我知道这毫无意义。我试图捕捉屋内的任何异样，

但那嗡鸣声似乎在他们开门后就神奇地减弱了，或者被掩盖了。王先生微微蹙眉，

侧耳听了听——当然，此刻楼道里安静得很。“嗡鸣声？我没听到。”他看向我，

语气带着一种礼貌的关切，“李先生，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？有时候压力大会出现幻听。

或者，是不是大楼设备间的声音？我们这层离设备间不算远。”他顿了顿，

像是忽然想起什么，“哦，不过我们最近倒是添了一台新的空气净化器，工作需要，

得长时间开着，但那是静音型的，理论上不会有噪音。”看，和我想象的台词一模一样。

他甚至好心替我找到了解释，

还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、实则可能是真正声源的线索——空气净化器？

但那种工业级的、能产生如此低沉共振的净化器，绝非家用寻常款式。

我看着他平静无波的眼睛，又看了看王太太手里那冰冷的、泛着金属光泽的机器部件。

那嗡鸣声，此刻仿佛就缠绕在那部件上，无声地嘲笑着我。“可能吧，

”我听到自己干涩的声音，“打扰了。”我转身回到自己家关上门。几乎是立刻，

那低沉的嗡鸣声又清晰地回来了，仿佛刚才只是被按了暂停键。沟通的路，死了。

我找了物业。物业经理是个年轻人，穿着笔挺的制服，态度好得无可挑剔，

但眼神里是程序化的敷衍。“李先生，您反映的低频噪音问题，我们记录了。

”他对着电脑屏幕敲打着，“不过，2002的业主王先生是我们楼里的模范业主，

从未有过任何投诉。而且，您说的这种低频声音，确实很难界定来源。王先生也提过，

他们家新装了高性能的空气净化系统，是为了……呃，王太太的健康考虑，

可能是机器运行时正常的低频振动。我们会上报工程部，检查一下大楼的公共设备，

但如果是业主户内的正常设备使用，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超标，

我们也很难介入……”他甚至暗示：“如果您对声音特别敏感，

也许可以考虑做一些室内软装，或者使用白噪音机器……”很好。

又回到了“这是我的问题”这个原点。“空气净化系统”？为了“健康”？

这个借口真是冠冕堂皇。我憋着一肚子火回到家。嗡鸣声依旧。

它甚至像是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，变得更有力、更沉稳了。我靠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。

那声音无所不在，它不在空气中，它在我的头骨里，在我的胸腔里，它在共振。

一种冰冷的愤怒，取代了之前的焦躁。我意识到，我面对的或许不是简单的噪音，

而是一种自私的、彻头彻尾的漠视。他们为了自己的所谓“健康”或“工作需要”，

心安理得地将一种生理性的不适强加于我，并且用谎言和敷衍来搪塞。

他们享受这种占据道德高地为了健康实则侵犯他人权益的优越感。当文明和规则无效时，

当对方躲在“正常生活”和“正当理由”的盾牌后面时，你该怎么办？我笑了。

作为一个靠处理声音生存的人，或许，我该用我的方式来回敬。我的武器库，不在地下室，

就在我的书房里。我打开我的设备柜。里面没有实心球，没有架子鼓，没有低音炮。

用途的监听音箱包括一只专门负责极低频的次低音音箱、以及各种专业的隔音吸音材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