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六岁的我留着长发，随手一扎的马尾辫松松垮垮地搭在背上，额前的碎发总是不安分，哪怕我捋了又捋，它们依旧倔强地翘着。
鼻梁上架着一副沉重的黑框眼镜，镜架边恰好露出眼尾那颗小小的泪痣。
-作为“永远的试验品”，我的求学路恰好踩在了每个教育改革的节点上，中考那年更是赶上新冠爆发，网课占据了我的大半个初三。
那段日子，整个世界仿佛被压缩成了一方小小的屏幕，甚至象征着中考号角的百日誓师，我们也是各自对着电脑摄像头宣的誓，没有操场、没有横幅、也没有身边同学的体温。
麦克风里传来的誓言声参差不齐，夹杂着电流的杂音和自己的回响，显得那么不真实。
网课的日子过得浑浑噩噩，书桌上永远堆着还未翻开的教辅，新打印的试卷，和缠成一团的充电线。
我常常一边挂着课，一边在草稿纸上画满无意义的圆圈。
摄像头必须开着，但我总能找到角度，让屏幕里的自己看起来在认真听讲。
成绩就在这一节节的网课中节节败退，模拟卷上的红叉越来越多，像一个个无声的嘲讽。
中考延迟的一个月并没能改变什么，我就这样带着跌到谷底的分数走进了考场。
-出分那天，我爸正带着我去海边赶海。
退潮时分的滩涂上散落着***的礁石和星星点点的蟹洞，我找了个水洼边的礁石蹲下，拿着螺丝刀开始哼哧哼哧地撬海蛎。
就在这时，我妈的电话来了。
“分数出来了。”
电话那头的声音平静得像在念一份购物清单。
我站起身，一手握着手机，一手捏着刚不小心撬碎的海蛎壳。
一只寄居蟹拖着巨大的螺壳慢吞吞地爬过，潮水在远处泛着细碎的白浪，海风咸涩，我就这样站在及踝的海水里，听着电话里报出的数字，草率地了解了自己的人生大事。
或许是因为疫情间的卷子简单吧，后来看到成绩单才明白，那个看似体面的分数在全市排名里显得多么苍白。
爸妈的卧室亮了好几夜的灯，志愿填报被翻来覆去改了好几遍，最终把我的第一志愿定在了市中心的梧桐中学，学校没有宿舍，每天都能回家。
-尘埃落定，我盯着录取通知书上那片金色的梧桐叶校徽，阳光照在上面，反射出廉价的光泽。
还没等我把失落消化完，爸妈就把我和梧中的录取通知书打包打包扔去了新东方，我期待己久的中考假期就这样在英语单词和数学公式中草草收场。
我们家，除了我，对这一切都还算满意，“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”，这是我妈的口头禅。
就这样从重点高中一路掉到“中点高中”的我，在开学前一周的午后，独自来到了梧中门口。
这所市联考校均分永远排在明海市最中间的高中，就是即将容纳我三年青春的地方。
我抬起头，看到校门两侧的人行道上，整齐地种着两排蓝花楹。
花期早己过去，茂密的羽状叶片在枝头交织成一片绿色的长廊，一首延伸到视野的尽头，像一场沉默而盛大的迎接。
微风吹过，几片枯叶打着旋儿飘落，踩在地上发出细细簌簌的声音。
我仿佛己经听见了那些藏在光影里的呢喃——关于即将在这里展开的，所有不期而遇的故事。